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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乡广西上演民俗狂欢千年“炮龙”舞动新春******

　　(新春走基层)壮乡广西上演民俗狂欢千年“炮龙”舞动新春

　　中新网南宁2月1日电题：壮乡广西上演民俗狂欢千年“炮龙”舞动新春

　　中新网记者黄艳梅

　　“我第一次体验中国的舞炮龙活动，太刺激了，好开心。”2月1日，中国农历正月十一，越南籍游客凌秋好与友人在“中国炮龙之乡”广西南宁市宾阳县体验了一场“东方狂欢节”，她直呼中国的春节好热闹，充满了“年味儿”。

舞炮龙活动现场人山人海。　俞靖摄

　　舞炮龙、炸炮龙、摸龙头、抢龙珠……当晚，具有1000多年历史的舞炮龙活动在宾阳县震撼上演，58条炮龙在县城宾州镇激情起舞，数十万民众及游客在爆竹声里炸龙祈福，“求乐、求财、求福、求平安、求吉祥”。

　　宾阳县地处广西中南部，舞炮龙习俗起源于北宋年间，是在当地庆贺添丁的传统习俗——灯酒节上发展而成的，是壮、汉民族文化交融的结晶，有“中华一绝”美称。

前来游玩的民众与炮龙合影留念。　陈沿佑摄

　　“炮震千山醒，龙腾百业兴。”宾阳县坊间认为，舞炮龙可以祛除晦气，带来雨水、丰收、吉祥和安定，寄托了民众祈求人丁兴旺、安居乐业、国泰民安的美好愿望。

　　“我从小就跟着长辈舞炮龙，这一习俗文化是刻在骨子里的。”宾阳县宾州镇三联社区居民陆锡才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称，其舞炮龙已有20余年。今年，他所在的和翔社龙队共有40多人报名争抢舞炮龙。

“扎龙”老匠人邹玉特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展示炮龙编扎工艺。　俞靖摄

　　炮龙是用竹篾、纸、布等材料扎成7至11节长30至40米的龙，被视为新年神物。宾阳炮龙特别讲究精气神，龙的五官、身形都严格按比例搭配。制作炮龙需要全程手工，工序有扎龙骨、粘龙皮、画龙身、贴龙鳞、染龙布、装龙珠等30多道。

游客参加舞炮龙活动。　俞靖摄

　　今年69岁的老匠人邹玉特是宾阳炮龙代表性传承人、广西民间工艺大师。邹玉特生于炮龙世家，他编扎炮龙已有50多年，不少形态威猛、栩栩如生的炮龙就出自他的手中。

　　“舞炮龙代表着团结、勇敢、进取、无畏的精神内涵，大家非常喜欢。今年春节期间，我出售了15条预定的炮龙。我还制作了1000条适合小朋友舞动的小手工艺龙，供不应求。”邹玉特说。

游客脖上挂着鞭炮等待炸炮龙。　俞靖摄

　　舞炮龙是宾阳县民众春节中最热闹的活动，在外漂泊的宾阳人都会从四面八方赶回来。中新网记者当天走访三联社区，只见这里张灯结彩，宾客盈门，老人小孩、亲朋好友、乡里乡亲团团圆圆，其乐融融。众多游客参加当地灯酒百家宴，品尝特色美食。

舞炮龙活动在夜幕中进入狂欢高潮。　俞靖摄

　　当天19时，舞炮龙活动在夜幕中进入狂欢高潮。一条条游龙汇聚庙堂，待族上长者手执鸡头，醮血点睛，炮龙开光仪式完成。顿时，锣鼓喧天，炮竹齐鸣，一条条巨龙腾跃而起，穿行在电光炮火中，沿街道挨家挨户送去吉祥和祝福。

炮龙腾跃而起，按龙路顺序狂舞而进。　俞靖摄

　　舞炮龙现场，舞龙人头戴竹帽、赤裸上身，丝毫不惧鞭炮的“枪林弹雨”。炮龙所至，各家各户焚香迎龙，燃放鞭炮炸龙，“炮声不停，龙舞不止。”当地人认为，炮龙在自家门前停得越久，新的一年就会越顺利。

　　宾阳舞炮龙活动历史悠久，内涵丰富，不论是舞龙的形式和技巧，还是扎龙的流程和技艺，均别具一格。

炮龙挨家挨户送福。　俞靖摄

　　近年来，宾阳县打造炮龙旅游文化品牌，开展炮龙等非遗文化进校园活动，积极参与国内外文化展示交流，先后赴新加坡、韩国等国家交流表演，在国际上颇具盛誉。宾阳炮龙节于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获评“中国最佳非物质文化遗产节庆”。

舞炮龙活动现场。　俞靖摄

　　据悉，今年，为舞炮龙活动安全有序、热烈喜庆，宾阳县成立服务民间舞炮龙活动工作领导小组，坚持把安全放在首要位置，明确职责，专人专班管理，确保秩序维护、交通管理、安全保障、文明舞龙、后勤服务等各项措施落细落实。

　　同时，借助2022年荣获“广西全域旅游示范区”称号的东风，宾阳县各景点都精心策划、盛装待客。当天，宾阳县城还举行专场文艺演出，与舞炮龙活动交相辉映，给民众带来一个丰富多彩、欢乐祥和的“东方狂欢节”。(完)

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理念及其实践******

　　作者：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夕，法国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纽带，维系着城市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市民对城市的认同。不同社会纽带的背后是不同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理念，在制度层面则形成相应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治理模式。

　　第一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信徒的共同体，城市的使命在于模仿和实现“上帝之城”，对本地主保圣人的崇拜和纪念是市民身份认同的纽带，因此城市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堂区，本堂神甫同时承担堂区内部分世俗管理的职责。这种类型的城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较多，比较典型的是昂热。

　　第二种理念将城市视为多个行会联合而成的大行会，市民身份和行会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城市，行会理事同时肩负市政运转和基层管理的双重角色，与行会联系密切的兄弟会是市民团结的重要纽带。这种类型的城市多存在于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的法国东北部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里尔、杜埃和瓦朗谢讷等。

　　第三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一个自治和自卫的共同体，城市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市民的安全。在当时语境下，城市安全包括对外防卫和内部治安两个方面，前者指不受军队的掠夺、流民的袭扰和领主的侵犯，后者则包括维护内部秩序，应对饥荒、火灾和瘟疫。因此，此类城市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集民兵自卫和市民参政功能于一身的市政街区。街区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民兵组织是市政府和市民之间的纽带。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街区官员，巴黎、图卢兹等城市是典型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城市构建共同体的三种模式并非截然分明，相互排斥。以巴黎为例，街区是正式的基层治理框架，但行会理事经常被选为区长，而且区长正式就职前需要本堂神甫为其品行担保。由此可见，行会和堂区的代表在以街区为主要框架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并未缺席。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大革命前法国城市基层组织的设置，从名称到职能不尽相同。不过，城市选择以何种共同体理念作为市民认同的纽带和基层治理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城市居民的构成。具体来说，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人口规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本身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

　　以堂区为基层治理组织的城市往往是中小城市。城市居民共同的精神生活以堂区为单位进行，堂区的居民往往相互认识并经常见面，便于商议公共事务。此外，堂区登记簿保留了堂区居民出生、婚姻和去世的记录，为市政府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宝贵而关键的信息。

　　在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行会是市政机构和市民的中介，行会成员对于行会的认同自然转化为市民对城市共同体的认同。在大革命以前的法国城市中，同行业的劳动者往往集中居住和营业，这为行会行使基层治理职能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作为规范和监督成员经济活动、并为成员提供保护的组织，行会既能自上而下地执行市政府的命令，也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市民的诉求。对工商业占主导的城市，这是一种成本低且效率高的基层治理模式。

　　大体来说，在堂区和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中，世俗政治权力未能建立起专门的基层治理组织，而是选择借助教会行政体系和行业社团进行基层治理。到18世纪，随着法国民众信仰的淡漠和行会的衰落，这两种基层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在大革命后或被废除或被改造。相较而言，以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能够克服以上局限性。首先，这种基层治理模式不依赖任何社会组织，反映了市政府对基层控制的加强。其次，街区的设置更加灵活，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特别是城市空间的扩张，增设街区，而不必依赖堂区和行会的既有框架。最后，正因为淡化了信仰属性和行业属性，市政街区可以包容信仰不同、职业不同的市民，比较适合市民构成复杂、职能多元的大城市。

　　巴黎和图卢兹都用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并非偶然。作为首都，巴黎市民的多样性不言自明，而图卢兹则是法国南部奥克语区的中心城市，拥有高等法院、大学等机构。两座城市的基层治理体制都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经过市政府和国王的协商后确立下来，并沿用到大革命前。这种基层制度的安排根植于中世纪晚期动荡的历史背景，体现了国王和市民就确保城市安全所达成的共识。

　　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的差异，巴黎和图卢兹的市政街区在数量、层级以及官职设置上有所不同，但基层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却是一致的。街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街区内部被划分为五十户区、十户区等次一级的区域，由区长、五十户长、十户长负责管理。街区的各级官员都由市民推举或选举产生，一般是由辖区中名声好且获得一定职业成就的市民显贵兼任，他们同时也拥有选举上一层官员甚至参加市民大会选举市长的权利。街区基层官员同时担任街区民兵队长，负责征召辖区内的市民组成民兵，平时负责看守城门和维护街区治安，危急时刻则协助城市抵御外敌。因此，街区实际上集社区、选区和军区为一体，其代议职能和军事职能不可分割。总之，以市政街区为框架的基层治理嵌入基于邻里关系和职业声望的人际网络中，让市民显贵担任街区公职的同时受到普通市民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调节城市内部矛盾，促进市民的团结和城市的稳定。

　　然而，市政街区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首先，市政街区实施的市民自治实质上是有产者的自治。只有在城市内拥有固定住所，按时缴纳城市各项税收的市民才有参加民兵和选举街区基层官员的资格。而当选街区官员的财产门槛要求更高，因为这些无薪水的荣誉职务会占用大量时间，只有家境殷实且有闲暇的市民才能充任。这意味着佣人、穷人、打零工者、流民、外地人等城市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没有政治权利，反而成为街区制度统治和防范的对象。市民内部在16世纪开始发生分化，大商人和食利者等市民上层为了垄断区长官职以及参加市民大会的资格，设法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中下层市民的参政权。如1554年《贡比涅敕令》剥夺了巴黎手工业者担任区长和当选城市大会代表的资格。街区内市民内部的分化和区长职位的寡头化阻断了中下层市民的上升空间，等级制关系取代了邻里团结，损害了街区乃至城市的凝聚力，并造成街区制度的衰落。其次，从17世纪开始，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大城市，导致以邻里关系和社交网络为基础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城市人口，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最后，街区的自卫职能在17世纪后期因技术和政治原因走向衰落。一方面，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军队的专业化，市民临时组建的民兵在技能、装备和训练上与常备军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近代法国国力、军力的上升让城市免于外在的威胁，而城市民兵在宗教战争和投石党人运动中表现出的自主性又对王权构成了潜在威胁。1670年巴黎城墙被国王拆毁后，巴黎民兵实际上陷入瘫痪；同一时期，图卢兹十户长的军事职能也近乎消失，其职责重心转向基层治安和司法调解。

　　总的来说，同时赋予市民参政权利和自卫义务的市政街区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它虽在旧制度末期一度衰落，但在大革命时期又被再度激活，奠定了法国现代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框架并影响至今。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文图：赵筱尘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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