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39彩票投注 - y39彩票网址

银行加大消费贷推广力度 利率最低降至4%以下******

　　本报记者 李 冰 余俊毅

　　下调消费贷利率、推出利率优惠券、举办抽奖活动……春节前后，不少银行加大消费贷优惠力度。

　　近日，《证券日报》记者通过探访银行网点、电话咨询、App查询等途径了解到，消费贷成银行信贷“开门红”重头戏。金融机构纷纷降低消费贷、信用贷产品利率，大力营销推广个人消费贷业务。部分银行消费贷利率降至4%左右。

　　优惠活动种类繁多

　　年初，通常是银行信贷投放的关键节点。步入2023年，金融业持续加大对国内需求和供给体系的支持力度，信贷“开门红”情况受到普遍关注。

　　记者多方走访观察到，春节前后，银行消费贷产品利率正在降低。部分银行消费贷利率已下调至4%以下，并在还款方式、期限上进行了“让步”；有银行利率优惠甚至持续到2023年3月底。

　　以国有大行来看，工、农、中、建四大国有行的消费贷产品利率均在4%以下。其中，工商银行融e借额度最高可至100万元、年化利率最低3.7%、年限最长为5年；中国银行随心智贷额度最高30万元，年利率最低3.95%，年限最长为3年；建设银行建易贷额度最高30万元，年化利率最低3.95%，年限最长为3年；农业银行网捷贷额度最高30万元、年利率最低可至3.65%、年限为1年。

　　除国有大行外，部分中小银行也推出了各种类型的个人贷款业务，年化利率普遍在3.6%左右。

　　从多位用户反馈的情况及记者实际操作来看，大多银行放款较快，几乎“秒到账”。举例来看，某银行推出了闪电贷，并开展年化利率优惠券活动，符合活动条件的客户，可获得6.6折、8.5折、9.5折不等的利率折扣券。若使用6.6折优惠券贷款20万元，则年利率可低至3.8%，期限3年，并可以使用先息后本组合还款方式。

　　虽然各大银行推出了各式各样的个人消费贷优惠活动，但这并不意味着其放松了贷款的申请门槛和审批风控力度。比如某农商行推出了工薪快贷产品，年利率低至3.6%，贷款对象仅限当地缴存公积金单位职工。

　　另外记者注意到，大多消费贷款均标注了资金不能用于购买理财、房产以及炒股等非消费领域。且为避免消费者产生误解，消费贷款的推广界面往往会提示，“产品利率以实际办理利率为准”等。

　　某股份行客户经理告诉《证券日报》记者，“我们会运用科技手段，针对不同的贷款客户，实施差异化额度、利率定价。此外信贷审批手续及风控措施并未放松，只是效率较以往有所提高。”

　　零壹研究院院长于百程告诉《证券日报》记者，“2023年春节时间较早，春节前后是用户消费的黄金期，也是临时性资金需求的高峰，消费信贷的需求比较旺盛，因此银行在信贷‘开门红’加码营销，往往能事半功倍。”

　　银行存款利率走低

　　在个人信贷利率下调的同时，银行的存款利率也在走低。目前银行的定期存款及大额存单利率已经进入了“2时代”。

　　记者走访多家银行网点了解到，目前银行大额存单的利率普遍在3%以下，且额度较少。定存方面，银行的定期存款利率略高于大额存单，但也普遍在3.8%以下。

　　同时，今年1月中旬，部分中小银行还下调了存款利率。比如，某股份行表示，将对人民币存款挂牌利率进行调整，个人存款方面，定期整存整取二年、三年、五年利率分别由2.73%、3.5%、3.85%调整为2.7%、3.35%、3.7%。

　　在业内人士看来，中小银行降低存款利率是为了主动管理负债成本，调整负债结构，缓解利差收窄和盈利压力。并且，存贷款利率的下调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银行的利润。

　　星图金融研究院研究员黄大智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去年以来，银行纷纷下调存款利率，这一定程度上来自于银行资产端利率的下降，要求银行降低负债成本，更好的服务实体经济。在存款利率下调后，银行净息差压力已得到一定缓解。但需注意，存款类产品作为居民资产配置中最重要的一类产品，短期内利率继续下行的空间会十分有限。”

　　此外，光大证券首席银行业分析师王一峰预计，1月份银行信贷投放“量增价减”，信用扩张好于预期。考虑到1月份春节效应后，2月份、3月份信贷投放将与市场自发需求修复关联度更高，同时，结合银行“早投放、早受益”的固有思维，一季度信用扩张有望实现累计同比多增。(证券日报)

如何避免已婚未育成就业劣势？专家解析女子因已婚被辞事件******

　　如何避免“已婚未育”成就业劣势？ 专家解析“女子上班第一天因已婚被辞”事件

　　采访背景

　　1月12日，一则“女子上班第一天因已婚被辞”的消息冲上热搜。据报道，广东省广州市的王女士第一天上班，填完资料，正在了解公司的相关介绍和日常的工作职责时，突然被人事叫到办公室通知辞退事宜，理由是“王女士已婚，后期会要孩子”。

　　王女士称，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自己很生气。事情曝光后，不少网友对涉事企业明目张胆歧视女性就业的行为感到愤怒，纷纷呼吁加大执法力度、优化就业环境，消除女性就业歧视。

　　歧视女性就业违反了哪些法律法规？应该如何加强治理解决职场歧视问题？记者为此进行了深入采访。

　　□ 本报记者 张守坤

　　刚办完入职手续就被公司辞退了！令广东省广州市的王女士颇为不解的是，招聘时她已经告知企业自己“已婚”，面对人事时又明确说自己近期没有备孕的打算，但依然难逃被辞退的结局。

　　王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女性就业歧视长期存在：女子怀孕7个月被公司告知“没产假”并被辞退；有酒店要求女员工“怀孕就主动辞职”；一女员工因怀上二胎遭公司解雇……

　　这不仅是对女性的职场性别歧视，更是对劳动法律的漠视。

　　在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院院长沈建峰看来，这种以性别或者婚否为由排除录用、提高录用条件或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显然构成了就业歧视和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也违反了妇女权益保障法。

　　王女士被辞一事曝光后，很多网友表示，女性在职场上被歧视的事情数不胜数。有女网友说，自己在面试时会被问到“结婚了吗”“准备生孩子吗”，甚至有企业人事直言已婚未育是劣势。

　　对于一些企业不愿找已婚未孕或正在备孕的员工这一问题，上海市某公司人事告诉记者，原因很简单，就是怕影响工作，进而影响企业效益。女职工产假相当于带薪休假，而且有了孩子后可能无法全身心投入工作。

　　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国家保障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劳动和社会保障权利。用人单位在招录(聘)过程中，除国家另有规定外，不得将限制结婚、生育或者婚姻、生育状况作为录(聘)用条件。但为何在现实生活中，职场性别歧视依然屡见不鲜、屡禁不止？

　　受访专家认为，这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除了观念、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因素外，也有法律制度方面的因素。

　　北京市律协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委员会委员杨保全认为，女性在就业过程中所遭受的歧视往往不是以明显直接的方式存在的，而是以不易察觉的隐蔽方式，甚至是“披着合法的外衣”，女性所遭遇的歧视从应聘、工作、晋升、薪酬福利到退休，贯穿整个就业过程。对用人单位来说，规避法律法规的具体操作办法有很多，违法成本低。

　　在北京瀛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彬看来，劳动者维权成本高，我国反就业歧视的相关立法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容易出现受理难、审理难等困境，对劳动者的举证责任要求也比较高，导致维权难度大。同时，有关主管部门在就业歧视问题上的监管力度有待加强，例如，《劳动保障监察条例》还没有将就业歧视明确纳入到劳动保障监察事项中去。

　　“现有的法律并没有完全平衡好用人单位、女职工以及国家之间的利益。招聘女职工，对用人单位来说，可能加重用工成本，又没有相关分担机制，用人单位必然会排斥女职工的录用。比如，目前奖励产假期间的工资在很多地方都是由用人单位承担，一些地方规定男性享有的陪产假可以‘转让’给配偶享有等。”沈建峰说。

　　女性职场权益，如何才能有效保障？

　　沈建峰说，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之后，进一步明确了构成就业歧视的行为，明确了对妇女的就业歧视等可以由人社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从而强化了对性别歧视的治理。此外，女职工遭遇就业歧视后，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可以向劳动保障监察部门投诉、举报，要求处理。

　　杨保全说，为更加有效地保护女性就业平等权，妇女权益保障法将就业性别歧视纳入公益诉讼范围。由检察机关提起反就业性别歧视公益诉讼，比个人诉讼提起更具优势。因此，如果劳动者感觉维权难度较大，可以求助检察机关。

　　“平等就业权兼有人格权益与身份权益的双重属性。就业歧视作为一种特殊的侵权形式，对受害人的救济可参考适用侵权法的责任形式。除了需要补偿受害人实际支出的费用和损失以外，还应补偿其丧失工作机会或工作的未来经济损失。对于用人单位给劳动者造成严重损失的，还应当予以惩罚性赔偿。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应当根据损害的情节予以精神损害赔偿，以加大用人单位违法成本，起到规范和约束的作用。”杨保全说。

　　值得注意的是，在沈建峰看来，随着反就业歧视观念的深入人心，目前实践中直接而明确的就业歧视已经比较罕见，很少有用人单位在招聘简章中明确性别要求，也很少有用人单位告诉劳动者不被招聘的原因。目前，隐性的就业歧视比较常见，成为劳动者权益维护的难点和痛点。

　　对于隐性就业歧视，维权最大的难点在于举证。对此，赵彬建议，劳动者要注意收集相关证据。同时，相关部门应该在平等就业的宣导、监督、执法上加大力度，努力营造公平就业环境。

　　杨保全认为，还应健全司法救济机制。劳动关系成立前的招聘阶段，即受到就业性别歧视的受害人如要提起诉讼，根据既有证据规则的规定，需自行收集用人单位的侵权证据，然而，让尚未进入劳动领域的当事人收集用人单位的违法证据，在实践中的难度不仅远远大于劳动纠纷中的当事人，而且很有可能无法做到，使保障妇女合法权益、平等就业权成为空谈。因此，还需构建系统完善的司法程序。

　　“未来条件成熟时，应进一步完善就业促进法，制定专门的反就业歧视法，或者在劳动基准法中增加反就业歧视的规则，明确就业歧视的认定标准，合理分配就业歧视的举证责任，优化就业歧视的救济程序。”沈建峰说。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