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经意间到了怀旧的年龄,回顾平生,有两件事特别感到庆幸:
一是1977年恢复高考,我考上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从此改变了一生命运;
二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成为中新社麾下一名新闻记者,因而有幸亲眼见证了改革开放给祖国大地带来的沧桑巨变。
重回塞外故地恍如隔世
在中新社做记者期间,有一次采访活动特别令人难忘:1997年正值内蒙古自治区成立50周年,7月中旬我们一行四人驱车前往呼和浩特、包头两市以及土默特左旗、武川县等地采访。
我本人有很深的“内蒙古情结”。
1936年我的父亲范长江先生作为《大公报》记者到绥远(今内蒙古地区)进行战地采访,随后写下《塞上行》一书。
30多年过后,1968年我与成千上万名北京男女知识青年一起到内蒙古插队,在那里度过8个春秋。我以中新社记者的身份再访内蒙古,差不多又一个30年过去了,重回塞外故地,真有恍如隔世之感。
▲范东升重走《中国的西北角》之路留影那一年我17岁,被分配到土默特左旗塔布赛公社帐房大队落户。塔布赛村正是自治区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乌兰夫的家乡。
在1971年底我离开农村,又到呼和浩特市一家小厂当了5年学徒工。当时正处在“文革”时期,我也和其他北京知青一样,第一次备尝贫困疾苦的味道。
这里农村的贫穷落后远远超出城里人的想象。
农民的住宅都是用土坯搭盖的,整个村落一眼望去一片土黄。这里在严寒的冬天气温可降至摄氏零下二三十度,但很多人家连玻璃都买不起,只是在窗框上糊一层窗纸或旧报纸。
室外冰天雪地,室内也同样寒气透骨,却没有任何现代意义上的“取暖设备”,一般就是一家老小围坐在由做饭余温烘热的炕头上捱过寒冬。
村里刚刚通上电,但是许多老乡为了省电钱,吃了晚饭就上炕睡觉。挑灯夜读要算是知青们特别“奢侈”的一种“夜生活”了。
由于时常断电,于是买几两煤油倒在墨水瓶里,在瓶盖上打一个洞,穿上一根棉线做灯芯就是“煤油灯”。
“马莲滩上盖起游乐场”
此次专程回到土左旗采访,发现20多年来这里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几乎令人难以置信。
我带领记者团一行驱车沿刚刚建成通车的察素齐—塔布赛县道“回娘家”,只花了半个多小时。回想当年村里的知青去一趟旗里,沿60里的土路常常步行要走一整天。
▲范东升带领记者团队采访帐房村里一幢幢“四角落地”(即墙的四角砌有砖柱)式或全砖木结构的住房取代了昔日的土坯房。
老乡们谈起现在的生活变化,不住地说:“好了,都好了!比你们在时强多了!”帐房的乡亲从过去以粗粮为主改为吃白面、大米为主,莜面反成了稀罕物,爱吃莜面的,还要到出产莜面的武川县买回来。
老乡家里,收录机、电视机已不新鲜,富裕人家购置了手扶拖拉机或小四轮拖拉机,有的甚至拥有汽车。
旗政府所在地察素齐镇已经由一个“大村庄”,发展成了一个百业兴盛、市容井然的塞外新城。
我们采访土左旗云中义旗长时,他如数家珍地用一连串惊人的统计数字来介绍改革开放以后土左旗的飞跃发展。
土左旗已陆续兴建金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哈素海旅游开发区和白庙开发区。其中哈素海约有30平方公里,风光秀丽,已开发成为一处新的旅游避暑胜地。
我不由得清晰记起自己在梦境中吟出的两句诗:“几回回梦里回帐房,马莲滩上盖起游乐场……”。
历史与现实的对照
刚刚离开麦菽飘香的土默川平原,我于8月上旬又应台湾海基会的邀请,参加中国记协的大陆期刊代表团访问祖国宝岛台湾。
在10天环台岛访问期间,随团沿高速公路从台北市出发一路南行,过台中市,观日月潭,登阿里山,访高雄港,再自西向东飞越中部山脉,到台湾东部的花莲市采访之后,意犹未尽地返回台北。
此次仲夏的两地采访活动,对我来说可称为梦幻般的旅程,历史与现实的对照,祖国大陆与台湾经济状况的比较,令人感慨万端。
在采访活动结束之后,我写下长篇纪行《梦之旅》连载于《华声》杂志。
台湾地区有“亚洲四小龙”之一的称誉,而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的经济腾飞尚处在初期阶段,与台湾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还有比较明显的差距。
我在文中这样写道:“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祖国大陆正以同样迅疾的步伐,以更加宏大的规模开始经济起飞,很有可能创下世纪之交的新的中国奇迹。”
20多年前我在文中做出的预言,今天已经成为活生生的现实。当年我父亲笔下的那个内忧外患、饿殍遍野的旧中国早已一去不复返。
▲范东升参加新闻文风改革暨“中新风格”学术研讨会 中新社记者 富田 摄作为新中国的新闻工作者,能够亲眼观察在改革开放中祖国人民拼搏奋进的历史进程,亲手记录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辉煌业绩,我感到无比的幸福和自豪。
作者:范东升(中国新闻社原编委会成员)
原文刊登于中新社《离退月报》
她是“世界三大高香红茶”之一 如今插上了科技的“翅膀”****** 11月29日,“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祁门红茶制作技艺也在其中。得知这个消息后,祁门红茶制作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王昶激动得几乎一夜未眠,“借这次东风,要加大宣传,到国外去做一些推广,让大家知道祁门红茶,了解祁门红茶,喝到祁门红茶。” 萎凋 王昶口中的祁门红茶是中国十大名茶中唯一的红茶,简称“祁红”,因产于安徽省祁门县而得名。清代光绪年间,祁门红茶创制成功。在中国,有“祁红特绝群芳最,清誉高香不二门”之说。2008年,祁门红茶制作技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祁门红茶冲泡时汤色红艳透明 祁红制作分为初制和精制两大部分,其中初制有萎凋、揉捻、发酵、干燥等工序,精制包含初抖、分筛、毛撩、打袋、紧门、净撩、风选、撼筛、飘筛、拣剔、补火、拼配、匀堆、装箱等十多道工序。传统祁红质量,全取决于手上功夫,所以祁红又叫“祁门功夫红茶”。 干茶鉴赏 从1981年开始接触做茶,王昶和祁门红茶打交道的时间已有整整40年。2008年,王昶创办了安徽省祁门红茶发展有限公司。作为传承人、管理者和研究者,王昶在祁门红茶制作技艺研究方面下足了功夫。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祁门红茶制作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王昶 祁门红茶和印度大吉岭茶、锡兰红茶并称世界三大高香红茶,其似花、似果、似蜜的浓郁香气来源于绿色的生态环境、优良的品种以及独特的关键技术“拼配”等。对于茶行业来说,“拼配”这项技术已成为企业形成独树一帜产品风格的“武林秘籍”。 评茶 在制茶、拼配方面,王昶有自己独到的理解与心得。为了在加工时不让香气跑掉,把香气稳住,保持在红茶里,王昶团队研发出了“稳态化低温发酵”技术,用数字智能技术从茶叶成分分子层面控制祁红的发酵程度,更好地把控祁红品质,实现了香气稳态化。如今,祁门红茶的香气比其他红茶要高60%左右。 而通过与中国农业大学、安徽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进行合作,成立安徽省祁门红茶工程研究中心,王昶团队把过去的传统制作工艺转化为了如今的自动化清洁生产线。王昶根据自己的制茶经验,在生产线各关键环节前完成一杯大师茶的制作,依靠智能数字设备记住茶叶在各个环节的数据,并将其记忆复制,通过智能控制来指导生产。 祁门红茶自动化清洁生产线 在通过标准化、清洁化、智能化生产技术提升生产效率的同时,传统的手工制作技艺仍然发挥着不可取代的作用。王昶提到,手工制作时,制茶师傅一边看茶一边做茶,能感觉到茶叶的灵性。如今,一些高档茶、礼品茶依然通过手工制作的方式生产。 2022年,祁门县茶叶产量7300吨,预计综合产值50亿元,茶农收入稳步提升。祁门县人均一亩茶园,祖祖辈辈依靠茶叶生存、生活,一直发展到今天。王昶坦言:“祁门红茶对我们祁门人很重要,祁门红茶也是中国的一张靓丽的名片。要把祁门红茶做强做大,要使一方茶农致富,让祁门红茶香飘世界,红遍全球。”(李佳琦 靳铃涵)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