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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整体安全防御能力 为数字化转型保驾护航——浪潮云安全云ISP实践与思考******

　　左鹏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强化经济、重大基础设施、金融、网络、数据、生物、资源、核、太空、海洋等安全保障体系建设”。2022年，《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三大重磅政策从“立”而“行”，国资委相关政策陆续发布，区域性政策集中释放，网络安全产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国际安全形势愈演愈烈，网络安全空间攻防对抗持续加剧，安全需求不断演变进化。

　　在政策支持与需求双向拉动之下，作为行业云安全运营专家，浪潮集团旗下浪潮云依托“AI+大数据”能力，以安全运营的理念打造浪潮云安全云ISP，构建安全运营中心平台，以浪潮云在全国建立起的一朵最大的分布式云为依托，形成服务模式创新，实现覆盖上千客户的分布式安全运营；同时，以“平台+服务”模式，升级打造安全产品体系，为用户提供覆盖云原生安全、数据安全、云密码服务、容灾备份以及安全运营等安全服务。

　　共创共赢

　　专业安全荣获权威认可

　　2022年，在与用户、合作伙伴的共同努力之下，浪潮云在多个安全细分领域取得傲人成绩。宏观层面，浪潮云积极参与国家监管部门对云业务安全合规的监管，在保证业务合规经营的基础上，以扎实的安全技术能力及落地经验为国家安全合规监管工作建言献策，备受国家及地方相关部门认可。

　　在云原生领域，依托多年积累的云计算及安全服务经验，结合全国最大的分布式云场景，浪潮云提前布局云原生安全持续发力，构建了完备的云原生安全能力，可满足各行业用户的原生应用安全需求，《2021-2022年中国云安全市场研究年度报告》报告显示，浪潮云位居云原生安全市场第一位。同时，浪潮云全新升级迭代的云原生安全资源池V2.1产品，在当前国内唯一的云原生安全成熟度评估中收获首批L4级别的认证。

　　中国云原生安全市场第一位/云原生安全成熟度L4级别认证

　　护航安全

　　安全运营助力数字强省

　　荣誉来自孜孜不倦的实践探索。基于在安全领域的专业创新和精准洞察，浪潮云打造“123”安全运营体系，即1个安全运营平台，2个联合安全实验室，3个中心（安全咨询中心/威胁情报中心/安全运营中心），持续增强面向用户的行业云安全运营能力。

　　数字政府安全运营体系

　　2022年，以云御安全运营中心V3.0为核心产品的浪潮云安全云ISP，成功中标某省大数据局数字政府安全运营中心项目：通过完善网络安全态势感知平台，扩大安全态势感知平台范围，推进与各类政务业务系统的对接，形成全省一体化安全监测能力。同时，以特色的“AI+威胁情报”能力赋能数字政府安全威胁闭环处理，全面助力数字政府打造“责任明晰、安全可控、能力完备、协同高效”的网络安全体系。

　　全域创新

　　多维发力夯实产品序列

　　2022年，浪潮云始终以数据安全作为核心研究方向，并与国内高校及国家级科研机构成立联合实验室，关注数据全生命周期的安全防护，用充实的技术实力保障云上用户业务安全稳定，通过运营让安全真正产生价值。

　　浪潮云主打“云服务+密码”的形式，为云上客户提供安全、可靠的商用密码服务能力。在政务市场率先以服务目录形式按需提供商用密码能力，帮助客户“省钱、省事、省心”地完成应用国产密码改造，在西南某市，协助云上20多套业务系统顺利通过商用密码应用性安全评估。

　　浪潮云密码服务平台

　　在数据容灾备份方面，浪潮云基于不同行业灾备需求场景，形成了跨云容灾、混合云容灾、应用双活、多服务商互备等方案，在全国多地建立了同城双活以及异地灾备中心，形成数据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

　　浪潮云同城双活灾备中心

　　心之所向

　　以云原生吹响前进号角

　　在数字化转型的“深水区”，不断变化的安全风险催生出更加多元的安全体系建设需求。面向2023年，浪潮云安全云ISP将充分依托数据运营优势，聚焦云原生及SASE方向，打造“原生平台安全”、“原生应用安全”、“原生数据安全”三个原生安全产品系列，打造覆盖“云、网、边、端”的全栈安全产品，夯实一体化云原生安全服务体系，以“平台+服务”的模式为客户提供更优质的产品及服务能力。

　　在新一代行业云MEP战略的加持下，浪潮云将继续携手“浪潮云安全联盟”生态伙伴，广泛汇聚安全行业各领域人才，推动威胁情及生态渠道共享，持续提升整体安全防御能力，为党政、企业客户数字化转型保驾护航。

　　（作者系浪潮云安全云ISP产品总监）

如何避免已婚未育成就业劣势？专家解析女子因已婚被辞事件******

　　如何避免“已婚未育”成就业劣势？ 专家解析“女子上班第一天因已婚被辞”事件

　　采访背景

　　1月12日，一则“女子上班第一天因已婚被辞”的消息冲上热搜。据报道，广东省广州市的王女士第一天上班，填完资料，正在了解公司的相关介绍和日常的工作职责时，突然被人事叫到办公室通知辞退事宜，理由是“王女士已婚，后期会要孩子”。

　　王女士称，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自己很生气。事情曝光后，不少网友对涉事企业明目张胆歧视女性就业的行为感到愤怒，纷纷呼吁加大执法力度、优化就业环境，消除女性就业歧视。

　　歧视女性就业违反了哪些法律法规？应该如何加强治理解决职场歧视问题？记者为此进行了深入采访。

　　□ 本报记者 张守坤

　　刚办完入职手续就被公司辞退了！令广东省广州市的王女士颇为不解的是，招聘时她已经告知企业自己“已婚”，面对人事时又明确说自己近期没有备孕的打算，但依然难逃被辞退的结局。

　　王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女性就业歧视长期存在：女子怀孕7个月被公司告知“没产假”并被辞退；有酒店要求女员工“怀孕就主动辞职”；一女员工因怀上二胎遭公司解雇……

　　这不仅是对女性的职场性别歧视，更是对劳动法律的漠视。

　　在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院院长沈建峰看来，这种以性别或者婚否为由排除录用、提高录用条件或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显然构成了就业歧视和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也违反了妇女权益保障法。

　　王女士被辞一事曝光后，很多网友表示，女性在职场上被歧视的事情数不胜数。有女网友说，自己在面试时会被问到“结婚了吗”“准备生孩子吗”，甚至有企业人事直言已婚未育是劣势。

　　对于一些企业不愿找已婚未孕或正在备孕的员工这一问题，上海市某公司人事告诉记者，原因很简单，就是怕影响工作，进而影响企业效益。女职工产假相当于带薪休假，而且有了孩子后可能无法全身心投入工作。

　　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国家保障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劳动和社会保障权利。用人单位在招录(聘)过程中，除国家另有规定外，不得将限制结婚、生育或者婚姻、生育状况作为录(聘)用条件。但为何在现实生活中，职场性别歧视依然屡见不鲜、屡禁不止？

　　受访专家认为，这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除了观念、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因素外，也有法律制度方面的因素。

　　北京市律协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委员会委员杨保全认为，女性在就业过程中所遭受的歧视往往不是以明显直接的方式存在的，而是以不易察觉的隐蔽方式，甚至是“披着合法的外衣”，女性所遭遇的歧视从应聘、工作、晋升、薪酬福利到退休，贯穿整个就业过程。对用人单位来说，规避法律法规的具体操作办法有很多，违法成本低。

　　在北京瀛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彬看来，劳动者维权成本高，我国反就业歧视的相关立法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容易出现受理难、审理难等困境，对劳动者的举证责任要求也比较高，导致维权难度大。同时，有关主管部门在就业歧视问题上的监管力度有待加强，例如，《劳动保障监察条例》还没有将就业歧视明确纳入到劳动保障监察事项中去。

　　“现有的法律并没有完全平衡好用人单位、女职工以及国家之间的利益。招聘女职工，对用人单位来说，可能加重用工成本，又没有相关分担机制，用人单位必然会排斥女职工的录用。比如，目前奖励产假期间的工资在很多地方都是由用人单位承担，一些地方规定男性享有的陪产假可以‘转让’给配偶享有等。”沈建峰说。

　　女性职场权益，如何才能有效保障？

　　沈建峰说，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之后，进一步明确了构成就业歧视的行为，明确了对妇女的就业歧视等可以由人社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从而强化了对性别歧视的治理。此外，女职工遭遇就业歧视后，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可以向劳动保障监察部门投诉、举报，要求处理。

　　杨保全说，为更加有效地保护女性就业平等权，妇女权益保障法将就业性别歧视纳入公益诉讼范围。由检察机关提起反就业性别歧视公益诉讼，比个人诉讼提起更具优势。因此，如果劳动者感觉维权难度较大，可以求助检察机关。

　　“平等就业权兼有人格权益与身份权益的双重属性。就业歧视作为一种特殊的侵权形式，对受害人的救济可参考适用侵权法的责任形式。除了需要补偿受害人实际支出的费用和损失以外，还应补偿其丧失工作机会或工作的未来经济损失。对于用人单位给劳动者造成严重损失的，还应当予以惩罚性赔偿。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应当根据损害的情节予以精神损害赔偿，以加大用人单位违法成本，起到规范和约束的作用。”杨保全说。

　　值得注意的是，在沈建峰看来，随着反就业歧视观念的深入人心，目前实践中直接而明确的就业歧视已经比较罕见，很少有用人单位在招聘简章中明确性别要求，也很少有用人单位告诉劳动者不被招聘的原因。目前，隐性的就业歧视比较常见，成为劳动者权益维护的难点和痛点。

　　对于隐性就业歧视，维权最大的难点在于举证。对此，赵彬建议，劳动者要注意收集相关证据。同时，相关部门应该在平等就业的宣导、监督、执法上加大力度，努力营造公平就业环境。

　　杨保全认为，还应健全司法救济机制。劳动关系成立前的招聘阶段，即受到就业性别歧视的受害人如要提起诉讼，根据既有证据规则的规定，需自行收集用人单位的侵权证据，然而，让尚未进入劳动领域的当事人收集用人单位的违法证据，在实践中的难度不仅远远大于劳动纠纷中的当事人，而且很有可能无法做到，使保障妇女合法权益、平等就业权成为空谈。因此，还需构建系统完善的司法程序。

　　“未来条件成熟时，应进一步完善就业促进法，制定专门的反就业歧视法，或者在劳动基准法中增加反就业歧视的规则，明确就业歧视的认定标准，合理分配就业歧视的举证责任，优化就业歧视的救济程序。”沈建峰说。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