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美中国色,绽放穿越千年的文化自信******
兔年第一声惊叹,属于春晚节目《满庭芳·国色》带火的“色彩新潮流”
大美中国色,绽放穿越千年的文化自信
梅红、鞠衣、麹尘、缃叶、菡萏、纁黄、伽罗、月白、天缥、青骊、岱赭、凝夜紫、远山黛……舞为语,曲为韵,优雅演绎一众中国传统颜色的东方意趣,连日来,亮相兔年央视春晚的创意类节目《满庭芳·国色》凭借耐人寻味之美霸榜热搜、刷屏网络。“中华颜色一眼万年,惊艳岁月”“老祖宗的配色,绝了”“属于中国人的浪漫”……大众对于中国传统色彩的钟爱,从网友们的真情留言中可窥一二。
气韵雅致的中国古色,是中华传统文化特有的语汇。它们远不止于色彩,更承载着中国人看待世界的方式,背后蕴藏着中华民族流传千年的审美基因和经典智慧。也因而,随《满庭芳·国色》而“出圈”的大美中国色,点燃的不仅仅是时下的“色彩新潮流”,更有由悠远、深厚中华传统文化底蕴作为有力支撑的文化自信。
从圈粉的“延禧色系”到热搜的“宫墙红”,中国色无声释放传统文化魅力
中国色的“出圈”,近年来其实有迹可循,《满庭芳·国色》只是集大成的一次爆点。周杰伦流行歌曲《青花瓷》里唱出的一句“天青色等烟雨”,令多少人醉心于如诗如画又神秘非常的雨过天青色。爆款电视剧《延禧攻略》带火的“延禧色系”温柔又高级,那正是浓淡皆宜、美得让人挪不开眼的一整套中国传统色系。在全国多地巡演上百场的舞剧《只此青绿》,用千古名画《千里江山图》中那抹独特的青绿色,唤醒了中国人的审美体验。
大众对于中国色的追捧,甚至跨越千年,对接时下的日常生活。频频卖断货的国风口红,其郎窖红、胭脂红、美人霁等色号的灵感,无不来自中国色。修图App中备受年轻人青睐的“中国潮色”滤镜,离不开众多中国传统色彩贡献的智慧。兔年新春,“小红书”上热搜的去处,很多都指向雍容大气、年味满满的宫墙红,北京的故宫、杭州的德寿宫、上海的广富林、成都的武侯祠等皆如是。
在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副教授胡建君看来,传统文化复兴的时代正在到来。“一方面,一批高质量影视文艺作品、文博艺术展览发挥着重要的引导作用,它们无不塑造了以国色为基调的安宁典雅、蕴藉丰厚的审美,润物细无声地释放着传统文化的魅力。另一方面,身处快时代,越来越多善于内省的人们由衷感知到,历经岁月积淀的才是高级的,直入人心的。”
审美基因背后深厚的文化内涵超越了色彩,成为中国色最耐人寻味之处
追捧中国色时,我们应当追捧的究竟是什么?
单从视觉上看,众多中国色都能在国际通用的潘通色卡里找到对应的参数。胡建君指出,中国色的独特性其实更在于色彩观念承载的文化内涵。只有置身于文化史上,中国色彩艺术方能获得完整的意义。原来,有别于西方三原色的分类法,中国古色遵循的是“五色观”。这种色彩观念结合“阴阳五行说”等要素逐渐整合发展而来,并非独立静观的存在,可对应天地、阴阳、方位、季节、声音,亦牵系五脏、五味、五气,关乎内心的声色与动静。小到个人生活习惯与喜好,大到国家典礼仪式,古人都提倡在不同时节用不同颜色来顺应天地万物之气象。
“中国色”网站收录的中国色多达526种,丰富程度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其中很多颜色颇为微妙,呈现出含蓄而清雅的高级感,妥妥拿捏了中国人特有的浪漫。文化学者郭浩、李健明在《中国传统色:故宫里的色彩美学》一书中揭秘了384种中国古色的由来。例如,“苍筤”是春天竹子出生时的青绿,“月白”是月光洒下的一片青白,“窃蓝”是立秋之起色、秋天晴空的一点蓝,“海天霞”是海霞灿烂里云朵和天空被染上的那层浅红。由此可见,中国色均从天地万物的造化中衍生而来,让人不禁佩服古人的感知力与想象力。
古往今来,中国色也从流转的自然定格在器物、绘画和建筑中,让更多的人得以捕捉这样的美感。中国陶瓷的众多颜色就大有讲究,包含文学、美学、哲学等诸多意义,对此,马未都在《瓷之色》一书中有过详述。像是声名远播的永乐甜白釉,妙在一个“甜”字。这完全是一种主观感觉,减去一切可能影响呈色的杂质,在景德镇洁白如玉的高岭土上施以透明釉,让白里透白。盛唐最神秘的瑰宝——秘色瓷,是唐朝皇亲贵戚专用瓷器,如美人罩上面纱,其工艺至今是谜。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14件秘色瓷中,就有“巧剜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的秘色之青。而中国传统绘画的色彩奥秘,早在初版于1959年的专著《中国画颜色的研究》中,近现代工笔画名家于非闇就曾一一拆解。他指出,中国古代画家不但善于运用色彩,而且运用他们的智慧,使颜料抓紧绢帛,经过多少年的舒卷仍不脱不落。如是才有了宋徽宗《芙蓉锦鸡图》中浅红色芙蓉花与五色绚烂锦鸡的相映成趣,以及王希孟用大青大绿两面着色、染天染水成就的《千里江山图》。
来自生活的大美中国色穿越千年,依然魅力独具,业内期待,“出圈”之后的它能更好地装点今天的美好生活。(本报记者 范昕)
(来源:文汇报 2023年1月30日 第5版)
东西问·人物丨杨念群:贯通性地理解这片土地和这个民族******
中新社北京12月17日电 题:杨念群:贯通性地理解这片土地和这个民族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徐鹏远
在一些学界同仁的称呼中,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杨念群有时会被唤作“杨公子”。
这一雅号源于其名望显赫的家世。他的父亲是石化领域的知名专家,母亲是北大地理学教授;祖父杨公庶是留德化学博士,曾跟随张治中参与过国共和谈,祖母乐曼雍是同仁堂乐氏家族的三小姐;外公吴鲁强是麻省理工的化学博士,外婆梁思庄是著名图书馆学家。倘若把家族的范围再扩大一点,钱锺书和杨绛的外甥女是他的大伯母,梁思成、林徽因是他的舅公舅婆……当然族谱中最闪耀的两个名字,无疑还是他的曾祖杨度和曾外祖梁启超。
杨念群有意与先人拉开距离,不过,家族基因有时还是会在他身上流露出些许痕迹。他自幼不缺书读,不仅祖父有藏书,周围的邻居都是大学者,每家的书房都是他的阅览室。在漫无边际的阅读中,他不知不觉地培养起了对文史的嗜好。而在治学路径的自我构建上,杨念群的“野心”更是颇有杨、梁的气魄。他想展现出一个全景式的中国历史,贯通性地理解这片土地和这个民族的前世今生、悲喜命运。
杨念群。受访者供图重建一种“眼光向上”的视角
中国新闻周刊:先请你介绍一下《“天命”如何转移:清朝“大一统”观的形成与实践》这部新作品的缘起。
杨念群:以往二十年,大家都在谈论西方社会科学方法对中国研究的支配性作用,以及社会科学如何本土化的问题。但我认为,社会科学方法既然来自西方,就很难在中国本土化。如果要摆脱学界“言必称希腊”的困境,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在中国历史内部重新发现一些传统遗留下来的概念,加以重新解读,激活其中所隐藏的价值。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需要反思近些年“概念史”兴起的意义。概念史方法给我的启发是,能不能在中国经典文本中发掘一些本来习以为常的概念,把它放在历史脉络里重新解释。比如“大一统”,一般人可能仅仅把它的内涵单纯理解为疆域广大、人口众多,但实际上这是传统政治表述体系中最关键的概念,与许多其他概念密切相关,不能割裂开来单独理解。
中国古代强调历史处于不断循环之中,受近代西方思想影响,我们总是批判这种循环论是一种保守落后的思维方式,却没有认真反思为什么中国人会这样思考问题。其实古人讲循环,不是简单地主张回到过去,而是希望以历史经验为根据,寻找突破现实困境的路径。
另外,这本书还出于对史学界研究现状的思考。20世纪90年代以来,史学界掀起了一股追求“眼光向下”的热潮,突出底层民众生活与价值观的重要性。社会史倡导下的乡村基层研究迅速成为主流,原本在历史研究版图中占优势地位的政治史反而被边缘化了。因此,我更关心上层政治思维的形成过程。我试图重建一种“眼光向上”的视角,回到上层制度和执行者的层面去理解中国政治的运作逻辑。
《“天命”如何转移:清朝“大一统”观的形成与实践》中国新闻周刊:近二十年左右,“何为中国”似乎成为中国史学界的一个重要话题。你的这本书算是这个大的潮流里的一个产物吗?或者说是对学界关于“何为中国”问题讨论的某种回应?
杨念群:当然可归于“何为中国”这个话题范围之内,但在具体内容上并不限于对“中国”问题的讨论,而是想尽量有所区别。
我一直认为,“中国”这个概念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出发点。但历史上“中国”内涵不断发生变动,不太容易清晰地加以界定。我们现在把它当作一个讨论对象,常常是建立在“中国”已经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础之上的,然后再从此往前推导,好像古人也在热衷于频繁使用这个概念。其实对“中国”的使用,历朝历代均不相同。
比如宋明士人使用“中国”的频率相对高一些,因为有利于和辽金元这些非华夏族群做对比,彰显汉人文化的优势。但清朝相对就不太喜欢用。
近些年学界也兴起了“从周边看中国”的热潮,主张从邻近国家和东亚视角描述定位“中国”。这个角度确实有它的价值和贡献,但我感到困惑的是,只从外部看“中国”,并不意味着能取代对中国内部核心历史的认识。因此,我还是主张从内部视角去观察“中国”观念的演变,但不应局限于对“中国”本身的理解,而是应该把“中国”和其他概念关联起来进行考察。
2022年12月,黄河壶口瀑布。吕桂明摄中国新闻周刊:这本书的前言中你提出了一个问题,“清代‘大一统’观念不但营造出清朝上层政治秩序和地方治理模式,而且也形塑着中国人的日常心理状态。这种影响虽然经过晚清革命的强烈冲击,却至今犹存不灭。令人深思的是,为什么只有‘大一统’具有如此超强的制度、身体和心理规训能力?而其他的思想观念却没有或者只具备相对孱弱的规范力?”这个问题你有答案吗?
杨念群:第一,中国历史传统自古就特别强调礼仪秩序的核心规范作用,每个人都是这个完整秩序的组成部分,“个人”必须融入一个统一的组织框架里才能受到保护,获得某种安全感,“个人”价值只有源自集体行为的逻辑才能展现出价值,这就为“大一统”观念提供了一个基本制度前提。第二,中国古代王朝通过对疆域的扩张和维护,建立起了对世界的想象。“大一统”就是为这个想象如何落地为实践过程而设计的一套观念,包括理论与行动两个层次的表述和实实在在的操作程序。当然,除了“大一统”外,其他概念可能也在发挥着各自的作用。比如“天下”也是被频繁使用的一个概念,但它更像是一个理想设计方案,或者接近一个哲学理念,至于到底怎么落实,始终众说纷纭,语焉不详。第三,古代“大一统”观从形式上具有开疆拓土的征服气象,清朝的“大一统”观及其实践又创造出了“多民族共同体”的新面相,完全区别于以往王朝对民族关系的认识。当近代中国面临外来侵略时,“大一统”观很容易与现代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成为抵御外侮的思想来源和动力。
游客在北京参观故宫博物院。杜建坡 摄更关注中国历史上政治运行的特征
中国新闻周刊:你所涉及的历史和主题、研究方法都是不一样的。这似乎是你的一个特点,你的学术轨迹和研究领域通常很难被归类。很多学者都会多向地延伸自己的研究触角,但总有一个贯穿的学术抱负或者所谓的“母题”。你的“母题”是什么?
杨念群:我理解你说的“母题”的意思是,当观察某个对象时始终会指向一个中心目标。如果说有什么“母题”的话,那就是我更关注中国历史上政治运行的特征,总是尝试把各种历史现象放到一个政治脉络里面去思考。说得更直接一点,我始终关心的是中国人是怎么成为“政治动物”的。
中国人自古就好讲政治,甚至史书都是为了表达某种政治意图而撰写,一切社会或文化现象也都围绕政治过程展开。即使我们做社会史文化史研究,也要考虑其背后的政治目的到底是什么,而不能把它们切割开来单独观察。目前的历史研究总是人为地划分出“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等类别,明显是受到社会科学专门化训练的影响,其实古人不是这么观察历史的,中国古人基本上把历史现象一律当作一种广义的“政治”行为。至少“政治”作为“母题”,具有聚拢其他“主题”的典范作用。表现方式也是有“实”有“虚”,“实”的方面指的是那些具体采取的行动,“虚”的方面是一些隐喻式的表达。
真正要了解中国历史的走势,不能把什么都看得太实,应该发挥想象力,更要重视那些看起来比较“虚”的部分。从某种角度说,历史是人的主观性表现,如果都做成考据那种太实的东西,也许只能揭示历史的表层现象,却展现不出深层结构。研究历史可以运用不同方法,从各个角度多向展开,但要想确定一个“母题”,就必须适当拉长时间,目光不能总是盯着一个点或一个时期,而是要寻找不同时段的历史如何连贯创造出的一个或数个主题,然后提供一个合理解释。对历史贯通性的理解是把握研究“母题”的一个基本要求。(完)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